2016年，全球“黑天鹅”事件频发。先是英国公决脱离欧盟；随后在美国从未涉足过政坛的商人特朗普被选为新一任总统；然后意大利全民公投又否决了政府提议的修宪法案。这些“黑天鹅”事件说明了什么？其实，在表面的“政治危机”下面，隐藏的是一股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怨气。这些怨气已开始传染到政治领域，可能会迅速蔓延至经济及贸易领域。

近年来，无论从国际贸易的发展指数，还是从跨国投资的指数看，全球化都在退步。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一直快于全球经济总量（GDP）的增长速度，有时甚至是其2倍多。但金融危机以后，全球贸易增长速度却长期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同样，危机前跨境私人投资的增长很快，但近些年跨境投资的速度一路下滑。与此同时，全球化也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舆论的众矢之的。欧美各国政坛上新崛起的政治新秀都拿全球化说事，把全球化当“替罪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不断把贸易自由化当作攻击对象，把美国经济停滞不前的过错全部推到了国际贸易自由化身上。

的确，全球化虽然使美欧大企业赚得盆满钵满，但其国家却出现了“去工业化”之风。“去工业化”造成了美欧国家贫富分配不均，在金融集团工作的人虽然只占社会的一小部分，却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人群。过去，“中产阶级”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的消费曾经是美欧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但随着中产阶级的萎缩，消费能力的下降，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失去了动力。同时，由于生产中心的转移，美欧等国家大量民众开始生活在不确定的变化中，他们无法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新变化，劳动技能老化，跟不上新的发展。在欧洲，失业人群成为社会福利制度的包袱，社会救助成为政府开支的重要部分，而债务负担又成为政府无法利用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增长的障碍。
全球化的逆转仍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随着特朗普总统，其他欧洲国家极端政治人物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大增。这些人物都反对贸易自由化，反对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最初是由发达国家推动的，现在他们逆全球化而动，必将会影响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但是，发达国家掌握工业制造诀窍的年代早已过去，“逆全球化”无助于它们 “重振制造业”，无法改善它们在全球经济中的不利处境。

比如，联合国按照制造业的不同标准，把工业制造分成了39个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照此标准，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所有的类别都齐全。这使得制造企业在中国可以轻易完成各种配套工作，找到各种配套产品零部件，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全球化造成了工业生产的全球性生产链，中国处在这个全球生产链上的核心部位。如果特朗普要逼着美国企业都搬回美国生产，鉴于许多产品的零部件美国已经不生产了，企业安排不好生产就会有巨大损失，甚至会陷入困境。

如果发达国家中更为激进的政治人物陆续上台，世界不稳定的因素会增加，战争的威胁会提升。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战争的威胁总是伴随着经济危机而深化。一战、二战前，世界经济都曾发生过大的危机。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8年过去了，世界经济仍没有走出危机的困扰。因此，我们必须对未来政治的极端化有所准备。

特朗普竞选时曾允诺，当选后要加大政府开支，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还要减少广大中产阶级的赋税，以刺激他们更多地消费。这些预期，加上美联储加息，将促使美元汇率一路上扬。但美国政府的债务已近20万亿美元，美联储每提高0.25个百分点的利率，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就要多出500亿美元。如此下去，强势美元一定会导致美国经济和美国国际收支的恶化。如果美国政府继续加大财政赤字，双重赤字很快又会引发新的债务危机。

此外，发达国家搞了近十年的极端宽松的货币政策，但目前美国、欧洲及日本对现行的货币政策开始出现了分歧。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而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还在执行负利率政策。这些货币政策差会引起资本市场的大幅波动。

中国要做好准备，做好应付战争的准备；同时也不能过快拆掉“资本管制”这个我们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之间的防火墻，以防止新的债务危机击垮中国的资本市场。

我们应借助当前的历史机遇，进一步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利用这些国家新的工业化和中产阶级成长带来的市场扩大机会，推动中国与这些地区的投资与贸易便利化。我们可以与新兴经济体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加密切合作，拯救全球经济合作框架，拯救全球多边自由贸易机构和机制。

在控制好国内金融泡沫的基础上，我们更应利用发达国家“逆全球化”的时机，扩大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利用投资与贸易扩大自己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重塑对我们发展有利的国际体系。

文 丁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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