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我们以城市化、工业化是世界发展潮流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城镇化时，我们必须导入另一个视角，这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演化视角，找到属于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定位的时代坐标。从工业化、城市化潮流看，确实存在一个无隙可击的逻辑，这就是乡村将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走向被解构、终结的命运。当我们按照整个所谓的时代潮流的逻辑，来设计与推进中国城镇化时，不能忘记，还有另一个巨大的存在，也需要我们去关注，这就是中国的城市化是在一个有着五千年乡村文明演化的时空中进行的城镇化。

无论从学理上对中国五千年文明有如何多样化的解释，但从存在的载体、从文明演化根源看，负载着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生产方式是农耕经济，而农耕经济的载体不在城市，在乡村。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在历次更朝换代中，作为皇权中心的城市，虽然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毁灭，但中华民族血脉的繁衍，并没有因城市的毁灭而中断。只要乡村在，中华文明就会一次又一次劫后重生。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文明是属于乡村社会主导的文明。

与此相对应，2500年前，诞生于地中海，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古代工商业经济基础上的另一种形态的文明。由于工商业经济最需要的载体是城市，由此决定了西方文明之根在城市，而不是在农村。所以，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鼎盛、衰微与消失，总是与城市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至文艺复兴（公元1453年），被西方史学家称为欧洲的中世纪。中世纪恰恰是西方进入农耕经济与乡村发展时期，而这个时期恰恰被西方史学家称为欧洲黑暗的中世纪。而且，近代以来西方走向文明复兴之路，也是从地中海城市的繁荣导致的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以来的城市化对于西方而言，是西方传统文明发扬光大、走向世界的过程。

我们必须以全新视角，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演化。西方与东方，从一开始就是从不同的历史起点出发，沿着不同的文明之路行进。西方城镇化可以不顾乡村，因为城市化的过程就是西方文明走向世界的过程。然而，中国的城镇化，必须给负载中华文明的乡村足够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记得住乡愁的中国城市化”，就是要在中华五千年文明与世界城市化构成时空坐标中，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

中华文明的独特模式，决定了中国乡村是世界上自主性和主体性最强的乡村。在世界文明史上，从来没有像中国这样，一次又一次农民起义成为推动改朝换代的力量。所以毛泽东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在中国高歌城市化的今天，我们对此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乡村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人类文明遗产。

记得住乡愁的城镇化，需要我们以新的财富观和价值观，重新解读乡村和乡愁。在GDP和物质主义流行的今天，如果从纯物质财富、从GDP看，乡村除了能够为工业化社会提供城市不能生产的粮食外，其他的价值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从文化财富和精神价值看，让我们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恰恰负载着城市无法找到的、金钱无法购买的、物质无法替代的精神与文化，乡村才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今天值得我们自信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经济大国，最值得我们自信的是中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具多样化、历史最悠久的乡村文化。按照工业化的标准、分工化生产方式建设成的现代城市是千篇一律的，而中国古代乡村文明，却在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下，在不同的地域、不同历史时期创造了世界上最丰富多样的乡村文化。从自然来看，在中国丘陵地带乡村是诗意乡村，山地是桃源乡村，平原是田园乡村，高原是天堂乡村。从历史看，有神话乡村、远古乡村、历史名人乡村。从功能看，有茶乡、花乡、陶瓷之乡、刺綉之乡、武术之乡、耕读之乡等等，数不胜数。中国乡村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遗产，也是世界文明的遗产。

中国乡村是世界上最具自我调适力、创新力的乡村。

中国的乡村从来就没有停下过追赶时代的脚步，在重大历史的变革时期，中国乡村还会肩负起引领时代的使命。
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关系，是阴与阳的关系，是树根与树冠的关系。在今天这个急功近利、喜阳不喜阴、喜快不喜慢的非理性时期，我们对城市与乡村关系的认识正在被颠倒和误读。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快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载体。我们误认为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与树根没有关系，为了得到更多果实，就希望把所有的空间都让树冠来佔领。在这种错误思维的指导下，我们发现乡村是多余的，乡村占用土地是一种浪费。

我们不能忘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繁荣与发展，是源于扎根中国大地的乡村不断为城市提供营养。是乡村的承包制改革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历程，为城市改革形成了示范效应；是农民创造的乡镇企业，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主体；在城市经济和城市化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引擎中，是2.5亿农民工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又是2000万农民工默默回到家乡，几乎是零代价帮助中国度过了危机。

我们不要忘记，进入21世纪以来，是因为中国农村和农民，从来没有停下创新和追赶时代的脚步，才孕育了城市的创新和发展。

公平地讲，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中，中国农村、农民与城市相比对改革需求最大，承受的压力最大，所发生的变化与进步也最大。这恰恰是中国快速发展的秘密所在。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如何认识中国乡村需要再度反思。目前中国的城市化，也讲城乡统筹，似乎并没有忘记农村。但如果从纯经济思维、对乡村价值缺乏足够认识的背景下搞城乡统筹，那就是城市替代乡村，把乡村变成城市的城乡统筹。

文 张孝德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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