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面临的难题是，某些问题的全球性特性突出，但解决这些问题却仍用传统的民族国家框架，两者之间明显矛盾。如有些国家对气候变化的负面作用不大，却要承受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又如，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在各国蔓延，许多国家无力单独控制这些极端主义势力的发展。其他诸如粮食安全、资源短缺、网络攻击、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这些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当我们企图在旧有的民族国家框架内解决这些问题时，许多问题却显得无解。如何才能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国际舆论不得不关注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因为它正是解决全球性难题的中国方案。

中国文化中，人类社会最高的发展形态当属“大同社会”。当今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大同世界观”已不再仅仅限定于自身，因为中国发展得如何也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的能力大大增强，中国不仅要“独善其身”，还要“兼济天下”。也就是说，中国需要主动地去影响世界发展，要把自己发展的经验与能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让世界都能享受到发展的红利。在一个全球利益都掺杂在一起，威胁中国发展的因素也是全球性的时候，纸有世界其他地方也发展起来，中国才能更好地发展。

要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解决影响和平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就必须建设相应的国际制度与体系。中国支持现有的联合国体系，并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各项活动，希望联合国体系能起到更好的全球治理作用。中国积极配合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中国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支持多边贸易自由体系，并积极组织和参加与多边贸易体系并行不悖的地区多边贸易体系。中国是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公约》的坚定支持者，积极配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联合国计划。可以说，在发展可再生能源与环境友好的生态经济方面，中国走在世界的前列。

当现有的国际体系无法完全满足需求，无法解决现有的全球性问题时，中国也积极探索其他的国际合作途径。比如，中国意识到世界银行及其地区发展组织无法满足现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需求，便倡议组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获得了包括欧洲在内的诸多国家的积极回应，弥补了现有体系的不足。

除了制度建设外，中国还积极寻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抓手”，也就是具体实施的手段。“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版计划。

“一带一路”有三个原则，共商、共建、共享，扩展开来就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并非纸是空洞的口号，它具体表现为促进相关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鼓励双方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

“共商”，意味着“一带一路”规划的任何项目都不能由某个国家说了算，而是由相关国家共同商讨，确保“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能兼顾各方的利益诉求，体现各方的共同意志。

“共建”，意味着“一带一路”的规划并非大国对小国、强国对弱国的施捨与援助，而是在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合理分工、共同建设，使各国原有的经济发展战略融为一体，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整体合力。

“共享”，意味着“一带一路”所规划的项目建设成果不是为某国所占有，而是相对均等地分配给相关各国，从而实现利益共通和命运共通，这也是实现共同发展的诉求。

当然，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互利互惠、合作共赢是基础，但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习近平主席在许多外交场合都谈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交朋友的原则。他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纸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纸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

中国古代就有关于交友的至理名言，如：“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倾则绝；以权相交，权失则弃；以情相交，情断则伤；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说的就是，交朋友一定要交心。中国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与合作的各国建立超越经济利益的文化、民间联系，不断加强与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才能增进互相理解，加强友谊，使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成长壮大。

作者：丁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