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消费，就是新的消费方式的升级。一般意义上的大消费，包括三大板块：食品饮料、家用电器和生物医药。其中，食品饮料的子行业包括白酒、啤酒、休闲食品和调味品等。又经过10余年的经济发展，目前中国消费需求正在发生实质性转变。上世纪70年代的“三大件”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80年代为冰箱、彩电、洗衣机，到了90年代，已经变为空调、电脑、录影机。时至今日，第四次消费升级的代表是：房地产、汽车和医疗保健“新三大件”。同时在这第四次消费升级的过程中，旅游、高端白酒、乳品、葡萄酒、平板电视等子行业龙头及以4G、互联网有线电视为代表的新一代通讯产品，文化传媒、电子信息等创新性消费概念股，使人们的消费多样化。大消费时代的到来，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曾经一篇网红文章《这届年轻人已经开始消费降级了》，将“消费升级还是降级”的话题推上舆论风口。一边是飞天茅台股价屡创新高，另一边却是陆续毕业的90后在北上广等大城市艰辛奋斗的心酸故事。一面是奢侈品品牌亮眼的财务报表，另一面又是“唯品会”“拼多多”“名创优品”和“闲鱼”等折扣、拼单及二手等交易平台的高额交易量。那么，大众消费到底是升级了，还是在降级，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很关键。因为，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未富先衰”的忧虑就一直存在。如果“消费升级”是个伪命题，那么它确实意味着重大的结构性转变，资本市场的投资逻辑也要改变。然而，通过梳理数据，我们发现，上述疑问实际上是一种误导，一是选错了参照系，另一个就是以偏概全。中国的消费升级仍在进行时，这种升级是绝对的。但同时，由于贫富分化、区域分化、行业分化等越来越显著，消费的分化也越来越大。所以，消费降级是相对的，局部的。

消费是由当期可支配收入决定的，而且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富人的消费能力大，但消费意愿，也就是边际消费倾向却较小。边际消费倾向在短期内是稳定的。所以，影响消费和储蓄的主要因素就是可支配收入。

经验研究表明，越是贫困的家庭，食物等基本开支的占比越高。从恩格尔系数来看，自1978年开始，城乡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呈稳步下降趋势，而且从2008年开始，差距在收缩。2016年，城镇居民为31.2，农村居民为32.2，仅差1个百分点；2017年，居民恩格尔系数进一步降到29.3%。食物消费占比下降的另一面，就是非食物消费占比提高。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消费指数不断上升。居民整体消费水准在40年内，增长了20倍。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从2011年开始分化，而且是农村居民消费增长速度超过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在2000年后逐步缩小，截止到2016年，该比值为2.72。

所以，消费升级是绝对的，而降级是相对的，这就是中国现在消费市场上的现实特征。在一线城市，我们能看到，过去几元一杯的茶风暴早就被淘汰了，甚至10元左右的Coco、快乐柠檬也是门可罗雀，倒是20多元一杯的喜茶、乐乐茶都不断有人在排队。但在三四线城市，甚至都没有这些“高端”奶茶品牌的身影。当然，这并不是说三四线城市连20元一杯的奶茶也消费不起，而只是将其做一个类比。

从绝对水准上来看，整体消费水准是在上升的，但同时，差距也在拉大。虽然从消费支出等比例来看，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在缩小，但绝对差距在拉大。这一点，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就可以看出。
作者：邵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