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国际性的组织会议相当热闹。先是新加坡主办的东盟及东亚系列峰会陆续登场，继之亚太经合会议（APEC）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而后是月底在阿根廷举办的G20峰会。

各方关注的焦点有：1.由东盟倡议、中国主导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一个涵盖全球经济规模逾1/3的全球最庞大的贸易协定，在东亚峰会中达成广泛协议；2.美国总统特朗普刻意缺席APEC，派副总统彭斯出席，后者延续了他在10月初针对中国的演说，在APEC论坛中继续批评中国；3.在双方关系复杂微妙形势下，中美领导人在G20举行元首峰会。

所有这些会议的出现或运作，及会议中的人与事，折射的都是全球权力板块位移或变化的重要信息。

当初二战结束后，全球治理的第一个重要架构是联合国，更准确地说，是“G5”——即联合国安理会中各自拥有一票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美、英、法、苏）。毫无疑问，这样的架构是建立在结束二战的权利基础之上的，有其政治取向，会因时间推移而出现内在结构的消长变化。于是随着战后经济复兴，一个以经贸金融为取向的新权利架构诞生了，即1976年成立的“G7”，成员为美、英、德、法、意、日、加，是当时全球经济力最强的七大工业国家。在八、九十年代，全球经济金融大事，七国元首一场圆桌会议就话事决定了。G7之前，还有一个1961年成立的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CECD)，成员均为市场经济国家，但规模太大，有34国参与，不易运作，影响力相对有限。G7在1997年迎纳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意图将俄纳入西方阵营，但2014年俄并吞克里米亚后，又将俄逐出，毕竟道不同不相为谋。

进入新世纪，因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大增的中国快速崛起，西方发达国家心情复杂，G7对中国欲迎还拒，但中国不为所动。2008年9月，华尔街爆发世纪金融危机，形势至为危急，G7已有心无力，仓促间在3个月后把一个原本由20国（包括中国）财长参与的组织升格为G20峰会，这就顺理成章地将中国迎入，共同参与全球经贸金融议题的讨论决策。坦率地说，从G7扩编为G20，扩编的不便明说的动机，真正要迎入的是中国，其余多为陪衬。说得再直率一点，原本G7中的真正话事者早已是美国一家独大了，德国自默克尔担任总理后也有一定权威，其余五国基本是背书的角色，各国也心知肚明。

除了最主要的G5、G7、G20，期间还有如CECD、APEC、金砖五国及上合组织等。但后者只是一些非全球性的“次组织”，影响力也相对有限。在这样的演变过程中，大约可以看出几个脉络或趋势。

一、参与者有少有多，意味着决策权有集中有分散，参与者越多决策权越分散，组织效率就越低。故CECD今年以来已少听闻，APEC特朗普也刻意缺席了。
二、从CECD到G7，再到APEC，其中存在着两个演变脉络：1.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2.由西方阵营转向东方国家。
三、金砖五国及上合组织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势力的崛起，中国开始发起、组织及运作一些地区性及特定性质的国际网络，既为了自利，也为了益人。而美国宣布退出TPP，中国参与及主导的RCEP已达成广泛协议，反差让人印象深刻。
四、G20内部权力结构正在出现值得注意的变化，即“G2”架构的浮现。

10年前，G7以成立G20来迎纳中国共同处理全球金融及经济危机。时移势易，中国如今实力更上层楼，一则这导致美国霸权须尽一切力量遏制中国，要把中国排除在可能挑战、威胁甚至取代其霸权地位的范围之外，二也成了美国必须与中国讨论双方共同关切及全球治理议题的背景。

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布热津斯基早在奥巴马上任总统未久就针对中美关系提出“G2”倡议，应是已预见到了大势所趋。“G2”是一个原型，它存在着竞争、斗争、合作与交换等各种可能，折射的应是新世纪全球权力板块的最新架构。

作者：石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