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修例风波，是一次社会深层次问题的集中大爆发。尤其是高房价等民生痛点，引燃了沸腾的民怨，助长了社会不稳定。整顿地产霸权，解决住房问题，已经到了一个刻不容缓的临界点。

坐在香港岛西海岸薄扶林道的巴士车上，可以看到一片高档豪宅贝沙湾。周润发、古天乐、张家辉、吴君如都是业主。这个楼盘，是香港地产变迁史上一个特殊的符号。
从八万五到数码港

从1987到1997年，香港房价10年上涨了10倍。

1997年，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上任伊始就提出了以“八万五”为核心的计划，即每年供应不少于85000个住宅单位，希望10年内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由6.5年缩短至3年。

然而在“八万五”提出后不久，巨大的黑天鹅亚洲金融风暴来袭。香港楼市从1997年10月开始跳水，量价齐跌。面对压力，从1998年6月起，特区政府不再出售地皮。“八万五”计划实际上已无疾而终。现在回头看，如果“八万五”能够有所坚持，政府在具体的执行中充分平衡市场和基层民众的反映，今天的社会矛盾可能会缓和很多。

从1997年至2003年，香港房价累积下跌超过70%。2002年起，特区政府开始护盘楼市，取消土地拍卖一年，停止公屋新建计划，取消限购政策。2003年8月，香港房价终于触底反弹，自此开启了连续上涨15年的大牛市。

而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董建华还提出了“数码港计划”和“硅港计划”，发展资讯科技、电子商业、软件、集成电路。当时互联网经济还没有形成气候，董建华这一前瞻性计划如果成功，对于香港经济无疑是巨大的转型契机。

然而，当汉鼎亚太投资公司主席徐大麟和刚刚从台积电出走的张汝京提出以优惠价格拿地兴建芯片工厂时，却遭到了“炒地皮”的质疑和批评。最终，张汝京北上，在上海张江设厂，后来形成了中国最大、世界第四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

数码港的独家开发权，被香港首富李嘉诚次子、人称“小巨人”的李泽楷得到，斥资70亿港元盖物业，“贝沙湾”就是其中重要一环。而后，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数码港计划”和“硅港计划”搁浅。数码港没有给香港带来产业升级的新契机，反而再度成为“李家城”的又一提款机。

在贝沙湾往东南，便是港英政府时代兴建的大型公共屋邨“华富邨”，由于可以看到海景及邻近贝沙湾，所以被人称为“平民豪宅”。华富邨是香港首个以市镇形式出现的屋邨，于1960至1970年代陆续建成，旁边又于1990年落成了另一屋邨“华贵邨”。

这些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曾经缓解了部分香港人的居住问题。因此，面对住房难困境，一些香港市民怀念港英时代，发出“民国不如大清”的感叹。
“楼奴”与“缺宅男女”

9月4日，林郑月娥提出“四项行动”打破困局，其中第四项是邀请社会领袖、专家和学者，就社会深层次问题进行独立研究及检讨，而研究范畴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房屋和土地供应”。

当日，新华社发表长文指出，政治争拗持续，难题更难消解。高房价、贫富差距、青年难以向上流动，这些社会问题早已暴露，回归22年来，历届特区政府也都做出过不同程度的努力。但迄今为止，收效甚微，民怨难以消解。这是修例风波一经煽动就爆发的重要原因。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杨光指出，这次风波折射出香港社会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已经到了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的时候。一般市民特别是年轻人常常抱怨的住房难、贫富差距大、向上流动难等社会问题，是长期积累形成的，成因复杂，需要找准症结，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住房难，被摆到了前所未有的风口浪尖上。30岁的小冯是一位“港漂”，在香港一家传媒公司工作了两年多。由于生活习惯问题，他在西环西营盘附近单独租住一间约30平的房子，每月房租10500港币。加上网络费、电费、水费、燃气费，每个月约12000港币，花费了60%的工资。

而大多数香港青年人只能选择合租，或者租住更便宜的单间、㓥房，或者以距离换空间，在更远的沙田、田湾等地租房。根据2016年的统计数字，仅在㓥房中就居住着20万香港市民，是名副其实的“蜗居”“蚁族”。

一位在香港中资机构工作的朋友告诉笔者，上世纪90年代初他第一次去香港工作的时候，大学毕业生月薪就有差不多一万港币，而到了现在，许多人月薪还是一万港币，但购买力已经是天壤之别，年轻人的失落感，可想而知。

按国际劳工组织2018年的数据，从2008年到2017年，中国内地的实质薪资成长率达8.2%，而香港只有0.1%，但从2004年至2018年，香港房价却涨了440%。

房价高企，令“上车”（买楼）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TVB热播的电视剧《楼奴》《缺宅男女》，都是香港人无奈之下的自嘲。

畸高的房价造就了“地产霸权”，地产经济独大，经济结构单一化、空心化，抗风险能力差。而且造成贫富差距加大，社会阶层固化，中产向下“沦陷”，青年难觅上升通道，激化了社会矛盾，为反对力量借机操控政治议题提供了土壤。

新华社评论《从解决居住难题入手破解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指出，修例风波发展至今，折射出的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亟待解决。其中最突出、最迫切、最让人诟病的是住房问题，已到了痛定思痛、必须解决的时候了。
谁在摘瓜？

将数码港变成地产项目的李嘉诚，在这次反修例风波的表现，饱受质疑。

8月16日，李嘉诚以“一个香港市民”名义，在报章刊登广告：“黄台之瓜，何堪再摘？”

9月8日，李嘉诚到大埔慈山寺参加法会，称很担心现在的冲击再继续下去，希望“年青人能够体谅大局，而执政者也能对我们‘未来主人翁’网开一面”。慈山寺是一座位于香港新界大埔区的大型佛寺，由李嘉诚捐资15亿港元兴建。

这番言论，旋即引来不小的争议。

中央政法委旗下官方微信公号“长安剑”就此评论：“香港少数‘未来的主人翁’在街头非法集会、殴打路人、围攻警察、纵火烧街……种种暴行不一而足。提出对这样的人网开一面，无非就是纵容犯罪。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李嘉诚恪守法治契约精神，坚持向小业主追债，他们向李首富发问：怎么当年没见你给香港市民网开一面？”

李嘉诚是香港首富，香港也被戏称就是“李家城”。李嘉诚家族的长江实业、和讯黄埔、电讯盈科、香港电灯以及屈臣氏、百佳、7-11、惠康，几乎包揽了香港人的衣食住行。加上新鸿基郭氏家族、恒基兆业李兆基家族、新世界郑裕彤家族，四大家族把持了香港的经济命脉。香港十大富豪中，七位来自房地产。

9月11日，香港民建联在报纸头版刊登全版广告，促请政府援引《收回土地条例》，将目前处于私人名下的部分闲置土地收回并用于公屋建设，弥补普通市民住房的紧迫缺口，争取达到“3年上楼”的目标。

次日，《人民日报》评论称：“解决住房问题，香港不能再等了。”随着香港局势发展，更多人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影响香港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住房正是重中之重。“长安剑”也指出，在香港这个充满动荡的夏天，回看香港房屋、土地问题，没有一个时候比现在更加紧迫。

对于香港来说，解决住房问题，最直接的措施就是加大土地供应量。香港住房问题的核心症结在于土地。很多人以为香港“人多地少”，但香港超过1100平方公里土地中，实际的土地开发程度为24.3%，住宅用地仅占6.9%。在未开发的75.7%的土地中，划做郊野公园的就占42%，余下仍有300多平方公里可用。问题在于，香港不是没有土地，但政府手里地太少。

由于存量土地上盘绕太多利益纠葛，于是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增量。人工填海造岛，成为打破僵局的首选项。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2018年在施政报告中提出“明日大屿愿景”，在大屿山周边填海造岛，建造约1700公顷的多个人工岛，规划兴建26万至40万个住宅单位，供70万至110万人居住。另一个计划是开发新界340公顷“棕地”，提供6万个中小型住宅单位。

2018年10月1日，董建华担任主席的团结香港基金发布了一部刘德华配音的短片，名字叫《让下一代看见》。短片内容直击楼价高企，呼吁市民支持填海造地。

但由于来自立法会内的反对派力量、环保组织、地产商利益集团等阻力，填海造岛计划久议不决，再度搁浅。甚至刘德华都因为宣传短片而遭到侮辱谩骂。

民建联的大幅广告中，8个字的标语尤为醒目——收地建屋，刻不容缓！“长安剑”直指李嘉诚：“不知‘李首富’看到这8个字了没有。不知这次反对派还会不会喊著高尚的口号跳出来，阻挠香港人的生计，把香港的路四面堵死。不知和‘李首富’一样的囤地圈钱的房产商们，这次会不会对香港市民‘网开一面’，对香港的未来‘网开一面’。”

除了增加土地供应，调控楼市还需要组合拳。去年6月，林郑月娥一共提出了六项房屋新政，除了向空置的一手私人住宅征收“额外差饷”，还包括将9块原本计划用于私营房屋的土地改作兴建公营房屋；修改住宅预售制度，防止地产商“挤牙膏”式卖房等。

9月13日，特区政府公布《2019年差饷（修订）条例草案》，获发占用许可证达12个月或以上的一手私人住宅单位，如果在12个月通报期最后一天仍未售出，该发展商便需要缴交“额外差饷”，征收率为应课差饷租值的200%。

《人民日报》指出，香港历来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模式，在改善民生方面，一直秉承“积极不干预”理念，但这一思路已成历史教训。香港不仅要“有效市场”，更需要“有为政府”。三个月来，“反修例”之所以将许多原本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人卷入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对未来的无力感，而住房，正是重要根源。对于这一影响香港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需要特区政府有预见力、决断力、执行力。

本刊特约撰稿人崔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