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时来，半树青青半树烟。春气渐暖，一畦花苗一畦田。阡陌交通，人影往来，在万物复苏的时岁里，农间早早儿是一派繁忙。草帽顶着春日，胶鞋沾满泥土；这山挥下锄头，那山插上秧苗。勤恳的汗水并著劳作的吆喝，一齐融入，这山水田园之间。

曲调飘扬，号子声响。民间的歌谣，滋生在这山野田垄之中，涵盖著自然的生趣，和人民的智慧。历史无声，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岁月里，民歌以声音的形式记录着人们的四时交替、气候更迭，又在口口相传中，衍生出新的生机。

竹枝词，亦称竹枝、竹枝曲、竹枝歌，是由民歌“竹枝”所演变而来的一种文学形式。“竹枝”在民间早有歌咏，后因刘禹锡写作《竹枝词》十一首而渐得文人所重视，从乡里俚民歌转变为近似却有别于诗、词的独特文体。起源于民间的身世，使竹枝词在历代文人的创作改编中始终携带着鲜活的民间气息，以“志土风而详习尚”的风格特点，传载万物民生、世间百态。
巴蜀一曲歌竹枝

巴蜀，乃先秦巴、蜀两国之并称，山高水远，地及西南，泛含川、渝两省及附近地区。地势闭合，山川险峻，一度使巴蜀地区以闭塞的姿态环绕着巴蜀的水土与人民，却也恍如一个天然阵法，海纳百川般将内外民族、文化融于一处。荆楚文化、秦陇文化、中原文化……顺着江流河谷、岭壑栈道先后汇入，与巴蜀固有之文化交融碰撞，共同在这封闭的地势环境中，“逆反”地呈现出文化的多元荟萃景象。

丰沛的土地与文明，使巴蜀在世代变迁中孕育出诸多文士风流，亦蕴含了极具活力的文学土壤。竹枝词究竟源于巴蜀亦或荆楚，于学术界虽尚待考量，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以刘禹锡为代表的文人群体介入之前，竹枝词便已经是巴蜀地区广而歌之的民谣了。所谓“荡桨巴童歌竹枝，连樯估客吹宪笛”“巴童巫女竹枝歌，懊恼何人怨咽多”“故楚春田废，穷巴瘴雨多。引人乡泪尽，夜夜竹枝歌”，皆是对巴蜀人民歌唱竹枝的描述，更有刘禹锡在《竹枝词九首》中描绘道：“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雎舞，以曲多为贤。”此段场景，乃刘禹锡被贬为夔州刺史（今重庆奉节），于次年行至建平（今四川巫山）时所见。

山路难行，水路迢远，“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既使巴蜀安居一隅，也使巴蜀远离中原政权，成为了历代王朝流放官员的贬谪之地。公元821年，刘禹锡因参加王叔文政治革新运动，被贬至巴渝。但仕途失意，往往能成为骚人墨客在文学上的机缘。

刘禹锡于建平闻得乡里稚子吟唱竹枝，恍有《淇奥》之美韵，又因所歌之词鄙陋，故仿效屈原《九歌》，作《竹枝词九首》。所写内容囊括所见之夔州风物，及当地之俚俗民生，如“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等句，描绘山川秀水；“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等句，记录民风生俗；还有如“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等，以浅近俚语抒发感慨情怀的句子。而后又作《竹枝词二首》，词曰：

杨柳青青江水准，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

刘禹锡素有“诗豪”之称，所作诗文亦不乏为后世传颂者，但这十一首竹枝词，却进一步成就了刘禹锡在文学上的地位。尤其是“杨柳青青江水准”一首，以“晴”“雨”之天气暗含男女恋情中若即若离的情感状态，可谓情思婉转、风情别具，传唱古今。宋黄庭坚评刘禹锡竹枝词为“词意髙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歩”，甚至将其与杜甫所作《夔州歌》比肩而视。清翁方纲亦言：“刘宾客之能事，全在《竹枝词》。”

除刘禹锡外，唐朝着墨于竹枝词的还有顾况、皇甫松、李涉、白居易等人。顾况所作《竹枝》，是现今文学记载中，最早以“竹枝”命名的竹枝词，其词曰：“帝子苍梧不复归，洞庭叶下荆云飞。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借娥皇、女英自沉湘江的典故，渲染并抒发萧瑟哀愁。皇甫松以七言二句的形式传载竹枝词，现存六首，词间皆有“竹枝”“女儿”为和声，如“芙蓉并蒂（竹枝）一心连（女儿），花侵槅子（竹枝）眼应穿（女儿）。”李涉作竹枝词五首，尽书蜀地风光，如“巫峡云开神女祠，绿潭红树影参差”“十二峰头月欲低，空聆滩上子规啼”等句。竹枝曲同，文辞各异。与刘禹锡相比，上述诸人所作之竹枝，显然更具文人词采，失了民间气息。

白居易多以哀情怨调写作竹枝，虽言辞通俗，却困顿于失意文人的步调。现存仅有四首，但他衷情于将竹枝之音引入诗作中，在白诗中多有“幽咽新芦管，凄凉古竹枝”“闲听竹枝曲，浅酌茱蓃杯”“江果尝卢橘，山歌听竹枝”等句，对竹枝词提及甚至多于刘禹锡。

江山易代，人事更迭，竹枝词却在唐人的创作中，以七言四句的形式、吟咏风物的特征，自成一体，得以留存。又在文人的笔端，辗转宋元，流传明清。在不断的传唱与书写中，竹枝词恍若从山涧细流，涌入了平川江河，在题材、手法上皆逐渐完善成熟，创作数量亦是与日俱增。而在地域上，唐宋竹枝以巴蜀为多，元代即出现了以杨维桢《西湖竹枝词》为代表的江浙竹枝词。传至明清，则仿若潇潇竹林，漫山竹叶，繁盛各地。甚至时入近代，亦能在广袤文林中看见竹枝词的身影。

一曲竹枝，千载传诵。竹枝词虽形如七绝，名似词牌，却以音律之别而非诗非词，既不入诗统，亦不入词道。但也正因如此，历代文人才得以无所束缚地将创作活力注入其中，并将民间文学的生机肆意点亮。
风俗百态咏竹枝

“采采芣苡，薄言采之。采采芣苡，薄言有之。”手采芣苡，口咏民歌。先秦的陌上田野，异国民风，皆以歌声飞入《诗经》，相邻成册。一页即是一国，一诗便是一景。“谁为采风者，听我歌此诗”，集民谣而知风俗，既是统治者的体察，亦是诗歌之源起。

文学之体，无论诗、词、文、曲、小说……大多皆经历了由下里巴人至阳春白雪，由群体书写至文人创作的演变过程。文体的确立，规律的产生；历史的导入，道义的传承，使得诗词文章在承载文人性情以外，还负担著士人的使命。繁重的条框，使诸多文体在被奉为正统之时，亦逐渐失了原有的灵秀与生机。鲁迅先生即言，文人的采录润色，往往会令《竹枝词》和《柳枝词》一类无名之作，失了许多本色。竹枝词若“早产”于《诗经》，自是难以避免泛入诗歌的命运。但幸而，竹枝词落入文人手中时，盛唐已矣。珠玉在前，在诗歌高峰的伫立之下，历代文人不需倚重竹枝以明道，竹枝词才幸得在最大程度上保存其本味。

由唐而清，由封建而近代，文人对竹枝词的创作始终不曾脱离辽阔的民间，反而不约而同地将大量笔墨都集中于风土人情、山川地理的记录描绘，使竹枝词如风土小记一般生动地记载着不同地域的风俗百态。

巴蜀风貌，在竹枝词中描摹而生。峨眉缈难匹，青城天下幽。剑门唯天险，巫峡过惊舟。巴蜀风光壮丽，多高山秀水、古迹名城，历来为文人所赞咏，竹枝词中亦不乏见。刘禹锡的十一首竹枝词中便提及了“白帝城”“白盐山”“瞿塘”“巫峡”等地，白居易亦有作“瞿塘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古人好游，一骑绝尘，轻车万里，遍览巴蜀山水城池。“千层万叠翠屏张，无数青峰对夕阳”“蜀江一带向东倾，江上巍峨白帝城”“三峡猿声泪欲流，夔州竹枝解人愁”“四十里城花作郭，芙蓉围绕几千株”……巴蜀的奇山异水，锦绣城郭，随着竹枝词而跃然纸上，如在眼前。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四季的耕种与生活亦在竹枝词中如剪纸一般被裁剪存留着。“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姑娘们插戴着“银钏”“金钗”，男子们携带着“长刀”“短笠”，一齐在山间播撒耕种。“梅子初黄落雨天，插秧妇女满山田”“流泉初下斜阳晚，戴笠归来未脱蓑。”日月星辰映照着人们的昼夜辛劳，共同落入竹枝词的字句里。

男婚女嫁，节日欢愉，在竹枝词中更是多见。“鶂鶂鹅声众语哤，玻璃楼轿八人抬。笙箫迎上阿哥背，代掷娘家筷一双”，蜀地民俗中，新娘需得抱白鹅出嫁，意喻与夫君白头偕老。出嫁离家时，双足不得沾地，需由兄长背上花轿。筷子掷地，一求早生贵子之喜，二求五谷丰登之福。“十姊妹歌歌太悲，别娘顿足泪沾衣”，哭嫁歌声引，别家泪更多；“挑去盖头饮合卺，闹房直到大天光”，合卺一杯酒，长相永厮守。蜀地婚嫁的别样风俗，在竹枝词中又生动地热闹起来。

新年里也是热闹的。“儿童草草争香果，共说神今拜上皇”，孩子们调皮胆大，将用作供品的果子点心偷拿了吃，还笑称灶神拜玉帝去了，没空同他们计较。“元宵处处耍龙灯，舞爪张牙却也能”“笙鼓元宵响沸腾，鼇山灯火照层层”，元宵佳节里，处处舞龙观灯，一派喧闹繁华。“北郭城隍神至尊，清明旧例赏孤魂”“十分月圆正清华，桂子丛生金粟花”“豌豆芽生半尺长，家家争乞巧娘娘”……一年到头的节日，仿佛都能用竹枝的形式歌咏记载。甚至连蜀地的方言，也能写入竹枝词中。

“登台较技问谁强，出手双方各主张。却怪旁观空展劲，说他起腿不相当”一词中，“空展劲”是蜀地方言，约为“胡乱起劲”的意思。“口馋村妇态如何，面未下喉汤又喝。同伴连催快些走，声声又喊莫忙多”，“莫忙多”也是蜀地方言，意为“不要着急”。如此真实地还原地方乡音，唯有将通俗民风贯彻里外的竹枝词方能做到。

泛言风土，描摹百态。以民间生活为主要描述对象的竹枝词，都极具地域价值地存留了当地的风俗人情，呈现出一副地域民间生活的全景式画卷，使后人隔着时光，依旧能对千百年前窥探一二。同时，竹枝词以其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的言语特征，极大地拓宽了受众群体，让广大民众亦觉趣味丛生。在这创作、传播与接受中，民间蕴含的创作活力便如一泓活水，反哺于竹枝词，使其在这悠悠岁月中历久弥新，经年长青。
文史千加载竹枝

承载了民情百态的竹枝词，既是一本别样的风土小记，亦是一册连缀而成的文史变迁录。杜甫以“三吏”“三别”书唐之乱世，竹枝词亦将文史浮沉，悄然暗藏于民间生活的点滴片段中。

“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婆娑起醉颜。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蹋竹歌还。”民间巫风自唐尧巫咸国而始，沿袭后代。春秋战国时，荆楚一带盛行巫风，屈原《离骚》中所呈现的浪漫色彩与神秘色彩，便是深受巫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刘禹锡被斥为朗州（湖南常德）司马时，即见乡人以歌唱竹枝的方式祭神祷天。巫文化亦是重庆巴文化之源流，故而同样盛行于巴蜀之地。所谓“堪叹么儿病太多，朝朝市镇请巫婆”“巫教果能疗杂病，竟教医药莫争功”“妇女持香夜喊魂，手拿鸡蛋脚登门”，这既是对民众生活的描述，更是真实反映了巫文化弥漫下，人们忌医崇巫的迷信现象。

重道礼佛亦是巴蜀地区的文化现象之一。巴蜀之名山大川、宫殿庙宇，多与道、佛二教有颇深渊源。鹤鸣山北依青城，南邻峨眉，是道教的创始名山。青城山中所建古常道观，乃道教名观。还有成都之青羊宫，宜宾之真武宫，皆是道教留予巴蜀的文化印记。求仙问道亦为巴蜀人所崇尚，清代吴好山于《灌县竹枝词》中即道：“青城览毕归来后，即便愚夫亦说仙。”佛教由印度而来，在传入之初即深为影响了地处边境的巴蜀。弥勒佛以雄伟之姿端坐乐山，于今已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名胜。另有千佛万尊，或坐或立地存留于千佛崖、千佛寨、毗卢洞等巴蜀名景中。烧香礼佛，祈顺求福，亦是融入人们的日常之中。清代杨甲秀于《徙阳竹枝词》载道：“当街庙是毓麟宫，祈嗣求神鉴隐衷。一样西关祠宇壮，会逢演庆看还童。”即描绘了人们在宫殿祠宇中祈祷拜佛的景象。

文化的变迁透过人们的精神世界，无声地折射到人们的言行举止间，而历史的波澜则是浩浩汤汤，直接涌入现实之中。

明末清初，连绵不断的战火将蜀地烧得满目疮痍，人口凋敝。据康熙二十四年统计，历经战乱的四川，合全省之人，不过九万有余。昔日的沃野千里，弥漫着荒凉悲凄；过去的天府之国，变成了十室九空。强烈的萧索之意致使清廷以政令移民，迁鄂、赣、桂、闽等省之民众，入蜀“填民”，史称“湖广填四川”。轰轰烈烈的移民运动，使各地的民众迅速填满了虚无的川蜀，“磁器店皆湖州老，银钱铺尽江西人。本城只织天孙锦，老陕亏他旧改新。”曾因战争而萧寂的城市经济，随着各地民众的涌入而重焕生机。只是过去的川蜀子民所剩无几，新生的川蜀只能在各地人民的杂居中，发出兴茂中慨叹，“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相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

近代的纷乱更是令人手忙脚乱，辛亥革命的义旗，军阀混战的刀枪……时代变迁的声音在竹枝词中响彻。杨开培所著《共和竹枝词十五首》，一点一滴地将当时混乱的社会场景复刻下来，“法网原来治匪人，匪人今反制良民。绿林威势同官府，益信平权本是真”“南北纷争各逞强，时和时战两相当。中原大局谁为定，苦我元元叩上苍。”巴蜀黎民在近代的波澜中辗转，亦顺迎著浪涛改变着旧有的生活方式。“实业纷陈起竞争，果然进步日文明。个中制造谁精进，大半天然品凑成”，实业竞争的场景在清时便已有发展，到近代更是门目繁多。“二月春风盛会开，大路直通金河街。车车相接成一线，骤停齐声呼少来”，这首由何蕴若所写的《锦城旧事竹枝词•黄包车》，描绘了春会之时，黄包车忙碌迎载行人，齐呼“稍等”的盛况。“车夫揽客殊堪笑，不喊先生喊老爷”，所揽之客既有国人，也有洋人，中西两式的称呼在车夫们的口中交替而出。如此片段式的生活场景，经由竹枝词的形式，在文人与民间的共同传递下，呈现出地域史的别样特征。
中华之泱泱，在上下五千年间，孕育出了诸多灿若明珠的文学果实。竹枝词虽无诗歌之典雅，词曲之旖旎，却亦是独树一帜地汇成了言谈风物、雅俗共赏的风貌，带着任情自然的气息吹拂在广阔的民间。

昼起鸡鸣，云收霞散，历史踏着日复一日的步调滚滚而前。古典文学的历史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而画上句点，竹枝词亦随之悄默了踪迹。但文学的生命，从来是不以时代为划分的。“赛社风光饶乐岁 , 移尊携酒笑相逢”，旧时的欢喜与酒香，从未因流年的间隔而减少分毫，反倒因竹枝的承载而如在眼前。

竹枝一曲歌千载，千载人事，千载风光。巴蜀之外，尚有万里河山，皆与竹枝打过了交道。人间寿岁有尽，竹枝词却始终是当年模样，或如娉婷少女，或如耄耋老者，或立于高山之上，或停于涉水之汀，皆在一代代的书册扉页中，历久而弥新，经久而常在。

 
文：罗方舟